中国语言学的体系建设和时代使命——写在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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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的体系建设和时代使命
——写在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周年之际
《中国语文》编辑部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五年来，我国语言学工作者与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同行一道为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纪念习近平重要讲话发表五周年的历史时刻，回顾和总结我国语言学体系建设的历程，思考中国语言学的时代使命，对于构建和完善中国语言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语言学是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和不断推陈出新的风貌。新时代中国语言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语言研究传统，广泛吸收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资源，发挥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作用，在反映中华民族思维能力、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质方面，在语言文化交流和学术方法的舞台上，展现着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中国语言学的学科体系 二十世纪以前，我国并没有独立的语言学学科，古代的词章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都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但其中饱含古人对汉语言文字的观察和思考，发展出的学说渗透着学者们在汉语言文化规律传承方面的洞见和智慧。二十世纪初，在西学东渐的风潮影响下，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一批受过西方语言学系统训练的学者建立起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学也自此成为中国现代学术拼图中最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一个独立门类。
随着新中国成立而建立的中国科学院，第一批成立的研究所里就有语言研究所，标志着中国语言学的学科自信。七十年来，语言学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一直是学科特色鲜明、发展任务明确的独立学科。就学科内部组织体系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不论是科学院的语言研究所，还是高等学校里的语言学专业，都是基本以“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理论”为基本架构。这种分类方式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受苏联语言学把语言研究分为普通语言学和个别语言学的影响，从而设立了独立于汉语研究之外的“语言学理论”；二是“五四”新文化思潮中提倡白话文的影响，与古典文学对应的是“古代汉语”，与新文学对应的是“现代汉语”；三是受索绪尔语言学说的影响，区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侧重以现代汉语为对象的共时研究。语言学与文学虽是“近亲”，但学科内部下位区分的理据并不相同，如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语言研究所和文学研究所先后设立了近代汉语和近代文学研究部门，但近代汉语的分期并不依历史学意义上近代史（1840—1919）时段，而是从语体特征着眼的。改革开放后的我国语言学，更加注重学科自身的内在逻辑结构，全面发展起了国际语言学界通行的语音学、音系学、句法学、词汇学、方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分支学科。
中国语言学的学术体系 中国古代有服务于经学的文字、音韵、训诂研究，方法上自成体系。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现代语言学方法传入我国，传统学问进入了现代学术逻辑体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语言学，一直走的是借鉴西方前沿理论挖掘汉语特点的道路。每一次理论的更新，都带来汉语特征的新认识和分析汉语的新手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面借鉴国际前沿的功能语言学、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方法，为汉语研究不断打开新的视野。这些新学说和新方法在汉语研究实践中逐一尝试，固然丰富了我们对语言事实的认识，也实现了我国学者与国际语言学界的顺畅对话，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时常感到自己学术体系从缺的隐痛。反思这一现象，主要是因为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尽管注意到世界语言的多样性，但他们看待人类语言的视角大多还是站在西方语言立场的，这种所谓“世界眼光”未必能够帮助我们揭示汉语自身的深刻理据。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吕叔湘就力图抛弃那些从形态语言里借用来的观念，建立符合汉语实际的语法体系。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针对汉语词类范畴和句法关系的几个经典难题，通过对世界语言的广泛观察和对汉语事实的深入思考，从汉语最基本的词类范畴名词与动词的关系入手，发现汉语存在各级语法单位之间一系列的范畴包含关系，而这正是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范畴包含关系相吻合的。应该说，这是百余年来第一次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特征和世界语言变异眼光，对汉语本质做出的系统性揭示，是新时代中国语言学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中国语言学者以自己的学术创新，丰富了普通语言学理论，体现了在世界语言学命运共同体中的责任与担当。
中国语言学的话语体系 学术体系的创新必然伴随着话语体系的创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学者习惯于使用西方话语体系与国际学界对话，这样做固然实现了顺畅的“接轨”，也使外国学者比较容易地了解一些汉语事实。但是，这样传播出去的汉语事实只是分别对应于其他语言的一些支离破碎的侧面，无法展现汉语的整体面貌，也无法传达中国语言文化的本质精神。如何在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同一体系下的概念共识基础上，准确地传递渗透着中国语言文化的标识性概念和话语体系，对我国学者来说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沈家煊曾经指出，我国古代学者基于哲学传统的虚实观在语言中区别了实词和虚词，而目前中国学者用到这一对概念的时候，使用的却是西方学者定义的标准，忘了它本来的含义，这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先后提出了糅合语法、对言语法、注重韵律、注重语体的语法研究等涉及汉语本质的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远承古代词章学传统，近接吕叔湘、朱德熙等现代学术大师的学说，同时，在当代语言类型学视角下，经过西方当代语言理论形式句法、功能语法和认知语法的系统解释，形成了兼具当代学术特色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汉语话语方式。
中国语言学的时代使命习近平在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任务时，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具有什么特点呢？习近平认为，要把握住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第二，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第三，体现系统性、专业性。这三个方面，中国语言学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程度都有体现。面对现实，思考未来，这三个方面也恰恰是我们发扬优势、补足短板、兴利除弊、拨正方向的关键指引。
中国语言学的继承性、民族性 现代语言学并不是与传统割裂的，每个在汉语学界扎下根来的新学说新方法，无不是继承民族传统和既有学术传统的成功范例。瑞典学者高本汉运用产生于欧洲的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语音，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音韵学，他一方面根据古代韵书《广韵》的反切和等韵，考订古音的音类，另一方面充分吸收了清代学者对上古音和中古音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现代音韵学奠定了基础。马建忠借鉴西方语法观念建立汉语语法体系时，大量使用了“静字”、“动字”以及“助字”等古人常用概念，就是继承性的最好体现。汉语汉字传承数千年，不论从任何理论进行研究，都必须从汉语文使用者的体悟中汲取智慧。
对于每个有见识的学者来说，民族性是汉语研究的题中必有之义。高本汉在总结汉语古音规律时，并不限于对语音材料的关注，而是充分吸收了清代学者段玉裁关于“谐声字”的看法，即重视文字构造中的音韵信息，这就是中国语言研究民族性的体现；马建忠特别看重“华文所独”的语法现象，不局限于西方语法单位概念，根据汉语章句传统，把“顿”和“读”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当人们用后来的眼光指责《马氏文通》的“自相矛盾”时，其实很少去体会马氏在汉语语法民族性上的苦心追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语言学者在构建理论体系的时候，日益注重民族性的体现，如语法学与修辞学相结合的观点，诵读单位与句法单位相关联的观点，都与古代文章学一脉相承；关于韵律结构与句法结构关系的研究，从谐声训诂入手进行词源研究等，也都是激活了传统学术的生命力，体现出现代价值。这些研究使我们相信，传统文化中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值得挖掘与阐发。语言研究在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中国语言学的原创性、时代性 探索汉语特点是中国语言学发展史上伴随始终的主题，这是中国语言学原创性最有说服力的实证。百余年来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几部经典著作都具有鲜明的原创性，无论是语法著作《中国现代语法》《中国文法要略》对汉语句式、汉语语义表达的开创性描写，还是丁声树、李荣对汉语方言描写框架的设计和例示，都是在没有现成体系方案可资参照条件下的开创之作。
原创性跟时代性紧密相关，有价值的原创总是出现在恰当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初期，全民文化教育和现代汉语规范的迫切需要，造就了一部前无古人的《现代汉语词典》的问世。这部应时而出的汉语词典，其原创性就体现在，在上千年以文言为主的汉语辞书史上，第一次创制了收普通话词汇、用普通话解释、举普通话例子的新型汉语辞书。
改革开放以后，深刻的社会变革也给语言研究提出很多新的课题，语言学者积极关注社会语言生活，探索指导实践的学理支撑。面向汉语国际教育，面向自然语言处理，面向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强烈的问题意识驱使着语言学的基础研究不断调整方向，开拓新领域，而不是以简单追随西方新兴学说为目的。
新时代催生新型学术成果。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编写中型辞书《现代汉语词典》主要是出于当时语言规范化需求的话，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现代汉语基本规范已经成型，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社会语言也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面貌，一部兼具完备性、科学性和创新性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就是最重要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原创作品。这将是我国语言学者在新发展阶段献给社会的重要文化产品。
中国语言学的系统性、专业性 语言学的系统性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看它在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二看其学科自身的逻辑构成。从古代到近现代，我国语言学从经学的附庸到与文学相伴，长期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融合了感性与理性、文献与方法、逻辑与技术、生理与心理、物质与思维、体悟与实验、媒体与数据等多种侧面、多种方法的独特学科，形成了由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历史语言学、(实验) 语音学、音系学、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分支学科构成的完整体系。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体系，放在传统的人文学科系统中已不合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所设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门类系统中，语言学都是独立的部门，高等教育体系中语言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也呼之欲出，这是对语言学系统性和专业性共识的体现。
专业性是学科品质的保证，语言学的专业性将保证它在全要素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也将保证它在伟大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建设中的价值。语言学在传承文明和创新理论方面具有自身的价值和方法的特性，如果说七十多年前闻一多、朱自清等学者主张文学、语言学分置更多考虑的是学科内部的结构差异的话，二十一世纪以来语言学科的独立设置问题再度呈现时，则更多是因为语言学知识在国家安全、民族团结、文化传播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关键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从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国家综合实力的高度论述语言文字的重要意义，这就使语言学的基础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当前语言学的人才队伍与学风建设 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语言学自身的多学科属性，各个研究方向的迅猛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以及社会文化生活不断增长的需要，迫切需要建设一支适应新形势的语言学人才队伍。中国语言学不仅在发展战略、培养教育体系、学术评价体系以至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都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也需要新的提升。科研院所和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联手研究建立新型的语言学人才培养机制，造就一批德才兼备、融通文理、学贯中西、体用兼能的实用型现代语言学专业人才，为国家战略需求积聚力量。
弘扬优良学风，营造清正的学术生态，是语言学健康发展的保证。我国老一辈语言学家不仅在学术研究上竖立起一座座里程碑，而且在治学境界和治学作风上也都留下来堪称楷模的良好传统。他们从事那些开创性的研究时，不仅学术基础十分薄弱，且国家给予的资金和物质投入也非常有限，但他们不计得失，舍己奉公，恪守学术规范，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今天我们面临的学术环境，尽管存在评价导向、学术诚信、利益驱使等方面的偏颇和失衡等新问题，但毫无疑问的是，只要我们发扬老一辈那种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就一定能营造成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
中国语言文字凝聚着先祖的智慧，传承着民族文化的信息。中国的语言学多年来以自身的学术建设为基础，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和语言政策的咨询，为语言规范化、语文教学、文学文化研究、哲学和历史研究、认知心理研究、人工智能研究乃至康复医学研究等方面做出过贡献，在世界语言学舞台上展示过基于中国语言的学术创见。在新时代新的发展阶段，语言研究将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推广、普及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坚强的学理支撑，为加强语言文字法治建设，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构建和谐健康语言生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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